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致命武力工具，如镖枪、油彩弹、巨型网、腿抓、闪光灯、声波发生器等。
从原则上说，解释者在操作合宪性解释时需要平衡对立当事人之间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不能以过度侵害另一方基本权利为代价。从理论上说，合宪性解释如果要维持其解释的性格，它就不可以逾越法律字义及其意义脉络所划定的界限。
从宪法学理论上说，基本权利条款是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的行使准则，〔20〕我国《宪法》序言亦明文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基本权利条款因此对立法、行政、司法权都具有直接的拘束力。从民法理论上说，余丽与新浪网公司之间的协议在性质上属于继续性契约，时间的因素在合同履行方面本具有重要地位，〔42〕不过这项约定实际上却使得新浪网公司可以随时解除与余丽之间的合同，微博用户不能期待获得稳定、长期的服务。因此，民事审判中的合宪性解释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衡量的过程，它需要解释者具有更多的出入公私法的匠心。适当性、必要、信息的传播，这几个关键词已经暗示了法院的主要思考方向。看来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在这里可能都误解了《合同法》第96条的法律性质。
〔2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堪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24〕不过问题恰恰在于，只有在均衡的情况下，即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够给人们带来‘公正的合同。[16]台湾地区所称的警械为广义上的概念，将警察执行职务时所使用的经核定的器械都作为警械看待，包括大陆地区所称的警用武器。
因为立法的修正并非能够任意而为，而是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更改，但警械的种类与规格必然会处于变动之中，授权由主管部门确定就可以根据实战需要而灵活地修订警械的种类与规格。该法第2条规定的警察任务是依法维持公共秩序，保护社会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进人民福利。《警察职权行使法》第28条在对侵害个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之行为或事实状况之外，辅之以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危害等较为抽象的概念，既可以避免立法细节考虑之困难，也可以转承随时修订法律的压力，更是警察所担负任务或保障公共利益的本质要求。大陆在警械和武器的种类和规格方面并无类似台湾地区的授权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本文是从对台湾地区先进立法经验借鉴的角度展开研究，而没有特别关注大陆的相关立法经验。但该条例基本以工具为规范和分类对象的做法，在比例原则的应用上尚显生硬，也会对警察武力使用构成过度的束缚。
台湾地区修正前的《警械使用条例》第1条规定：警察人员执行职务时所用之警械为棍、刀、枪。这种看似严格遵循法律保留的做法，实际上可能会在具有例外性的突发事件面前遇到法理难题的考验（如相对人持不具有杀伤力的仿真器械与警方对抗等情况），并进而会影响到武力使用与否的选择困境，需要法律予以概括授权。[14]体例与内容的匹配上虽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但需要重点突出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并能够应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13]对台湾地区警察武力使用中比例原则的研究，应结合《行政程序法》、《警察职权行使法》和《警械使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这种做法其实为以其它法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戒严法》等）为依据而使用警械和武器提供了指引，但法律法规是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形的，当其它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而现实又需要警察使用武力时，依然会存在缺乏法律授权的问题。[8] 蔡庭榕等著：《警察职权行使法逐条释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61页。如《警械使用条例》第4条规定：警察人员执行职务时，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枪械，该条将警刀和枪械放置于同一类情形之下，警察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是使用警刀还是枪械。[18]加之越来越多的非杀伤武器能够运用于实战，在立法中必须考量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器械改进。
法律是稳定的，但现实是变动不居的，为了防止因缺少立法授权而使警察武力使用没有作用法具体依据的现象，《警察职权行使法》在特别授权列举条款之后设定了概括授权条款，即该法第28条第1项的规定：警察为制止或排除现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个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之行为或事实状况，得行使本法规定之职权或采取其它必要之措施。所称武器，是指人民警察按照规定装备的枪支、弹药等致命性警用武器。
但习惯上人们认为警察武力是指徒手防控、警械使用和武器使用三种形式。根据《人民警察法》第10、11条的规定，警械和武器的行使通过国家有关规定来行使。
[6] 蔡庭榕等著：《警察职权行使法逐条释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3—24页。[11] 参见蔡庭榕等著：《警察职权行使法逐条释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65页。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在单行法中对武力使用的原则、条件和程序等的重复规定之累，实现警察作用法领域法律体系的系统优化，厘清组织法、作用法和救济法三者之间逻辑关系，进而促进各类法律本位功能的回归，从而建构起上、下位阶的法律之间内容统一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体系，解决实践中的武力使用不当和法律规范缺位问题 三、两地警察武力使用实体法统制的比较分析 对警察武力使用的评价包括合法性与正当性两个方面。如表2所示，《警械使用条例》第2条至第4条以警情的强度为序自弱至强分别设置了得使用警棍指挥、得使用警棍制止、得使用警刀或枪械的三类情形。在概括授权条款确定之后，大陆《警察职权行使法》应借鉴台湾地区的警察辅助原则，通过职权行使的限制性规定，较为准确地把握警察武力使用的范围和时机，也为公安机关动辄被牵涉到职权之外的事件提供一种法律上的防护装置。从总体上讲，台湾地区建构了一个较为合理有序的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
台湾地区的《警察职权行使法》第28条第2项规定，警察依前项规定，行使职权或采取措施，以其它机关就该危害无法或不能实时制止或排除者为限。[10]虽然概括授权条款会有权力被滥用的可能，但如果警察在面临紧急情况时以没有法律授权为借口而消极不作为，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该条分别规定了比例原则的三项要素即适当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衡量性原则），作为所有行政行为应遵循的一般性规定，当然为警察武力使用提出了应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人民警察法》第10条和第11条分别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它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
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15]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的立法中并没有比例原则的精确表述，这就会导致在警察武力使用活动中的合法而不合理现象，即使是在学理上形成了比例原则的通说，在实务中也未必能够形成共识。
在比例原则的完善方面，通过两地立法体例的比较，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警械使用条例》更侧重于以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为基准的规制方法，而警械仅是一种表示严重程度的工具。为了规范警察武力的使用和防止概括授权条款的被滥用，可以警察辅助原则来对警察武力的使用进行限制。参见余凌云著：《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警察行政法若干前沿性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二）两地警用器械种类和规格立法规制的比较分析 在警械的种类和规格确定方面，台湾地区立法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标本。
枪炮的种类有手枪、冲锋枪、步枪、散弹枪、机枪和火炮。为了明确概括授权条款和规范警察武力的行使，可由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规章、乃至裁量基准等根据现实情况来细化概括条款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指向，并以人权保障、正当程序的理念指导职权行使过程，最后以司法审查为后盾来对警察武力使用是否合法进行判断。
如债权人为了讨债而持球棒砸毁债务人办公设施的行为对债务人具有即时危害性，警察为了制止该危害，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形下可依据概括授权规定而使用武力制止。这种关于技术问题通过授权适格主体解决的立法技巧值得大陆借鉴。
《警械和武器条例》第3条关于警械的列举看似比《警械使用条例》所展示的种类更加丰富，但却难以穷尽所有警械和武器的种类与规格，更别说与《警察机关配备警械种类规格表》相比了。根据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涵射）原理，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存在，而大前提包括了抽象意义的违法犯罪事实和应采取法律措施两个方面，进而通过小前提（现实的违法犯罪事实）与大前提比对，实现从大前提向小前提的流连返顾，最后由法定主体依法采用具体的处理措施。
（三）大陆立法对概括授权条款的确立 通过对台湾地区概括授权条款的分析可知，在《警察职权行使法》中设置概括授权条款可以解决因法律漏洞而面临的警察武力使用难题，使得警察部门作用法能够真正统领作用领域的武力使用情况，建构一种完善的法律授权和规制机制。而执法规范和程序也充分考虑到警察在各种情况下可能遇到的危险，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而大陆地区法律以编-章-节-条-款-项编排，条之下称之为款，在款之下才是项。为了应对这种立法要求，台湾地区1985年制定了《警察机关配备警械种类规格表》，规定了棍、刀、枪炮和其它器械的种类与规格，如警棍的规格有木质警棍、胶质警棍和钢质伸缩警棍三类。
为了规范警械使用行为和增强警械使用的可操作性，台湾地区还通过《警械使用条例》、相关条例与行政规则，对警械使用的原则、条件和程序等问题具体化。第4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
在研读本课题的相关文献时，笔者发现大陆的学者们主要侧重研究微观意义上法律规范的完善，而笔者试图以较为宏观的视角，对不过度涉及主观判断的领域如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作用法上的概括授权条款、通过立法体例所体现出的比例原则和警用武力器械的立法规制等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因此需要下位法律、判例、学说或裁量基准予以具体化，以实现合理行政和合法行政的目的。
在此要求之下，出现了两种调整警察武力使用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在法治路径下，通过法律规范的完善来达致目标。当违法犯罪行为得到制止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